刘积仁:开放电信增值市场 力促中国BPO产业
||200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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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向本报记者表示,在去年从人力资源角度提倡中国大力发展BPO(Business Procrss Out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业务)后,今年他的提案将从政策的角度提出,建言BPO产业能在中国落地。“希望国外主流的业务外包服务商今后不再因为政策限制,而被挡在中国大门之外。”
记者:目前,国内政策上都有哪些限制阻碍了国内BPO业务发展?
刘积仁: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BPO业务,由于一些BPO实施所需要的关键要素在中国还不完全具备,到今天仍然处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除了人才、观念、信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等需要长期弥补的不足外,现有的增值电信业务法规及市场环境也是限制中国企业开展BPO外包业务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于能否经营、以及如何合法经营国际BPO业务,尚未出台明确的法规条款。这种市场状况,常常使得我们在全球广泛BPO外包浪潮中坐失良机,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印度等竞争对手。另外,呼叫中心、IDC(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是BPO业务的基本形式,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包括增值电信业务在内的电信业务实行许可制度,不允许已成立的合资企业经营此类业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BPO产业的大规模发展。
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需要一个与市场发展相协调的政策环境,事实上我们的政策对保护国内的企业的想法并没有体现,但阻碍作用很明显。
记者:但这种政策限制,一般人都会认为是对国内企业的一种保护,外资进不来,像东软这样的企业不是正好可以经营这种业务吗?
刘积仁:不能这样理解,首先我的提案不是为东软做的。此外,BPO不光包括软件外包,还有很多服务业务外包。例如在美国机场丢失了一件行李,你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人实际在印度,然后他帮你在印度问讯各部门协调。
很多国际大的业务外包订单都在一些大公司手中,这不是说,你想拿过来就可以拿过来的。例如日本最大的呼叫中心外包服务商磨西磨西,手中拿着全球几大巨头企业的呼叫业务,想进入中国,而你的政策如果模糊或者根本不准许它进来,那最终的结果,它只能去印度等其他国家发展。
BPO能帮助中国解决很切实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此外,如果中国发展自己的BPO业务,最好的方法也是把业务引进来再慢慢消化。
记者:现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在BPO业务发展上,是一种竞争关系,印度为此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与中国抢单呢?
刘积仁:据赛迪顾问调查,作为BPO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的印度,早在BPO业务发展之初,就已经完全开放了整个BPO市场,并推出多种鼓励性政策,例如IT业带动的外包服务业所得税全免,BPO公司进口的资本货物免税,同时,为了改善商业环境,使那些心存芥蒂的西方公司消除忧虑与恐惧,印度制订出一个十年IT发展规划,给予BPO产业以强有力的法律政策与环境支持;爱尔兰的成功也离不开政府正确的定位,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明确要重点发展知识型产业,在风险投资和税收方面为企业提供优先支持;菲律宾更强调环境因素,他们考虑的是环境怎么样能够跟美国的环境后台服务更加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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