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和谐火车票“绑定”乘车人

客户世界 | 2015年7月12日 | 文库 | 评论已关闭 | 1285

||2006-02-06

　　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历程与差距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电信起动得早，措施也早。所以当大量民工拿着移动电话随时和家里通报“购票”、“候车”进程时，充分体现了行业差异。

　　我不是铁路员工，但也经常乘坐火车，特别是曾经频繁地到火车站接送客人。还在铁路杂志上发表过“计算机售票和实名制”的文章，提出过实施方案，也曾专门调查过“倒票”现象。自己排队购票、托路内人士定票、开车前等退票，买票贩的票（接待会议代表离京，不得已而为），联系到包乘车队再送人直接进站见车长、上餐车、坐邮政车厢（附带执行任务）。所有能够用到的乘火车出行的手段我几乎都领教过，也算对“火车票”有点发言权。

　　监管领先

　　对于火车票问题，应当做到监管与技术支持并举、服务和协同并列、法制和道德并重。首先要改变单纯的运输服务观念，要看成是社会转型的一场格斗，是信息化的对抗和跨越，也是经济和思想的对抗。

　　监管的立场不只是铁路运输，而要从城乡关系，从社会和谐的大角度来看。我们见到的大量有关“火车票”问题的报道是表层的，是描写警察和“票贩子”的斗智斗勇，描写的只是民工、学生回家的艰辛。然而，按照所谓在“民工潮”持续期间，“运能和运力”的矛盾还要持续10年的看法，“倒卖”与打击的对抗也要长期存在。“倒票”之存在，不仅是运输条件和环境，而是行业的社会责任和技术措施没有跟上。应该说，政府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印度从英占时期“实名购票”，至今没有倒卖火车票现象；中国民航在实名制之后，也没有人倒票。

　　监管铁路运输的主力自然不应该是警方和法院，也并非是逢年过节的被动的突击招数就可以奏效的。何况，经过20年的“对抗”，倒票群落已经今非昔比，成为财大气粗的专业“队伍”。在社会矛头直指铁路内部之时，解决问题的出路首先是成立“铁监会”，第二是应用信息技术，以网络整合资源全面拦截，对抗倒票的流程切段合成进击。倒票现象和“小广告”一样，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信息化对抗”，通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深圳防范已成功）。

　　铁监会与其他国家监管行为不同的是，不仅是保护“国有资产”，而且要防范外界在运输经营末端的非法“增值”。在没有国家监管之时，铁路主管部门的压力自然是在自身的安全和效益增长。以售票来说，铁路部门首要的重点是车票本身的财务监管和防伪，是从乘客上车到出站的全面安全和收益。历来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自然不会把从售票口之外到进站的这一“流程”作为重点。而这个区间，正好是“倒票”牟利的活跃时机。因而，在现有体制的模式下，“倒票”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制止。

　　从电信的政企分开，到信息产业部对电信运营商的监管，特别是对“短信息”、“声讯”以致“手机实名制”的出现，都可以看到是监管机制变化的结果。因而，我们要大力推动铁路监管机制的变化，要将 “运能和运力”的矛盾和“经营与监管” 链接到一起，并力图同步解决。监管的实质是规则的制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然后才是全行业的执行。

　　技术支持

　　所谓技术支持，并非是传统概念，火车票的几十种防伪措施，也难于防范“倒票”。技术支持的出发点应当在全局和协同，而非在一张车票本身。技术支持就是网络支持，就是协同管理。从这个思路出发，制止“倒票”就不再是人盯人的辛辛苦苦抓“现行”，当“落网”概率与倒卖“利润”相比，让票贩觉得值得冒险，才形成了今天的浩浩荡荡的“倒票”大军。

　　新的思路是：以人为本，协调作业，在二代身份证的支持下，将火车票和乘车人“绑定”。

　　让票贩子在车票的流动链中，一是进入难，二是转手难，三是追究责任容易。在这种态势下，倒票的“渠道”将一举切断。从另一个角度看，售票和乘车形成连锁服务链，不会形成打击力度大时，倒票暂停，警察撤离后卷土重来的局面。

　　可以选择的几种思路是：

　　一是扩大销售网点和渠道，使票贩“进入难”。让众多旅客能够通过网络（包括电话订票）和代售点及时预订、购买到车票。目前的售票格局，有利于在局部让票贩垄断窗口，特别是在部分车站热点售票处和“代理点”已被票贩团伙把持。扩大销售面后，票贩难于阻挡汪洋大海一般的乘客购票。目前，铁路通过窗口售票的比例远小于民航，就是出于“销售考核指标”。为了车站的直接利益，而牵动大量警力，甚至影响城乡关系，对全社会是得不偿失。扩大代销队伍，还有利于减少铁路直属售票队伍，把铁路直接对乘客的服务，调整为组织和监管售票网络，应该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变革。目前，铁路要求售票额度逐年增长的政策，无助于抑制车票流失。

　　二是切断倒票出手的渠道，使票贩“退出难”。杜绝乘客选择“二手票”，其招数是反其道而行之，降低车票的外在质量。一句话，就是让车票成为简单凭证，任何打印机都能够制造，使任何人都不敢购买别人的车票。当旅客只敢于相信自己直接在购票窗口时，倒票的渠道自然被切断，或者说使其效率和利益大大降低，全面改变了倒票的成本和利益比。

　　三是实名制，追查容易，让票贩“浮出水面”。将车票与身份证捆绑，同步检查；这样，所有车票都是记名销售，购票人拿不出证件就难于“切入”，票贩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购票，阻止了“来源”；使用假身份证就不仅是倒票的经济问题，而要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考虑使用刷卡售票上车的方式，无乘车标志的“车票卡”将使倒卖变为困难（香港的深九线就是刷卡上车，在国内系统要更复杂一些，也是可以做到的）。

　　四是加大网络监管，车票附加购票密码。和银行类似，在没有二代证刷卡认证时，可以让乘客购票时在柜台输入“密码”，在进站时验证，以制止“倒票”和“假票”。在口说无凭的传统文化中，倒票人口述的密码根本不敢让人相信，财路就此切断。

　　五是捆绑式销售，将邮局汇款和车票捆绑。当民工将大于千元的一年所得通过邮局汇到目的地时，也可以同时在邮局购买到回家的往返车票，其汇款收据的正面就是火车票，下车后在车站邮局就可以取到现金。如此，既是服务又是保护还是约束，在这个完整的服务链中，票贩子还会有机可乘吗？这种措施，防止了民工在车上被盗，偷到汇款收据的贼，也不敢去取款。如有丢失，下车之前网络已经将报失数据送到邮政网络。我们的网络应用达到这种水平，票贩子还能够和国家、和政府、和网络对抗吗？做不到“天下无贼”，也能够实现“车上无贼”、“天下无倒”。

　　六是建立信用网络，对于倒票人、购二手票的人分别建立“信用档案”，今后在就业、租房、贷款、经商等等都将考核其“信用”，以此切断躲在二线调控的票贩的雇佣队伍。当然，对于为首的票贩将视同“黑道”依法惩处，那就不仅仅是信用问题。

　　社会经济利益的对抗

　　倒票是一种“经济对抗”，问题在于这是一种针对于弱势群体的盘剥，可是这种现象发展起来就会内引外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倒票对铁路、对社会产生的问题，要作为一个课题研究，阻止和打击“倒票”，是保持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任务。

　　因而，在监管体制和技术措施中，就不再只是采用传统社会中的被动的“人盯人”的捉拿，使铁路和警方始终陷于被动状态。要改为主动出击和重点设防，这是“信息对抗”新思维的战略要点，也是数字城市和信息跨越的重要内容。

　　至少，从当前可以开始在火车行进中开展有奖调查，通过旅客提供信息，建立“倒票数据库”。登记出票来源，分析“二手车票”的来路和原因。为制止邮票倒流的现象，国家邮政局进行了多年工作，依靠信息技术取得了一定成功。铁路同样可以将行进的列车变为反“倒票”的课堂，让倒票的渠道逐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北京的“倒票”大军已达万人规模之时，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认真对待这种现象吗？如果警方不得不从外地调用新面孔来执法之时，为何不仿试用一下信息化的作用呢？

　　在经济转轨之时，依据公民的原籍建立信用数据库，并且全国联网。将倒票、小广告、制假、非法短信息等统一联网，便于在经商、住房租赁、就业、升学、贷款、租车、保险、驾车、出境等等领域查询之时，社会秩序将逐步好转。当守法公民增多之时，警方和法院才能够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社会终将提升“和谐”的水准。希望铁路能够首当其冲，做出贡献。

　　附属资料：

1. 铁路部门现行销售体系，是以自己售票为主，代理人分销渠道辅助，有利于票贩掌握票源（大部分车票不从窗口出售，无售票直接记录）。应增加销售网点，提前预售天数至7——15天，实行24小时售票，分散车站售票处的压力。民航现有机票销售电脑终端超过10万台，代理人分销了80%以上的机票，而机场购票的旅客数量不足5%。

2. 提倡电子客票，降低车票印刷质量，将订票和“出票”分离（以杜绝内部参与倒票）。检票口安装连网电脑终端，用以核对车票、密码、身份证明、电脑售票记录。列车上配备“手持电脑”核查假票、重号票辨明真伪。

3. 改变现行检票模式，将检票口前移至车站入口或站前广场，隔离票贩、购票和上车旅客，打击假票和二手票。参照民航，将铁路的单口、双口检票进站更改为二次检票登车，先核查假票（二手票），然后按车次分流，通过显示屏调控，可以提高候车室和检票口利用率（现有检票口大部分时间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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