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的“飞地”之惑

||2010-01-17

编者按/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下称《规划》）已经上报国务院审议，即将出台。尽管在《规划》中长三角各城市的定位普遍得到提高，尤其是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但“利益协调机制”的缺乏仍是主要问题。随着世博会的临近，从上海向周边城市产业转移的步伐也在加快，市场正在用一种既有的模式填补政策的空白。

终于等到了2010年，对伍方来说，这一年最大的期待就是可以搬进新的办公大楼。

这位20出头的四川姑娘已经在江苏南通工作了一年多，她是携程诸多呼叫中心员工中的一员。两年前，携程南通呼叫服务中心就已经在南通临时办公楼投入运营，而那时新大楼还在建设当中。

尽管伍方并不十分熟悉整个长三角，但她知道，她所在的公司来自上海——或者说是从上海“复制”过来的，这家公司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里，有一块来自上海长宁区临空经济园区的“飞地”。

园区“共同体”

方庆成正在忙着做2010年的工作规划。

这位上海长宁区临空经济园区的市场经理把“守住上海”作为整个园区的基本定位，试图为长三角入驻上海的企业提供高端服务。尽管他不明白为什么园区内一些上海企业要“出走”，但他相信会有更多的长三角企业进来。在他的工作规划中，未来一两年的工作重点之所以是打造整个园区的“共同体”，目的也正在于此。

“携程在临空经济园区的核心团队不过百人，集中在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这两头附加值最高的环节，它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客服岗位数以万计，放在上海确实成本太高，不利于继续发展。”方庆成表示，但外地商会和行业协会也会有需求在“大虹桥”安营扎寨，他需要为这些长三角的兄弟城市在上海建“飞地”提供支持。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方庆成称，目前很多长三角城市和企业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浙江台州就是其中一例。台州在上海有着万余家企业，从2009年初开始，如何将台州企业在上海抱团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是台州政府所关心之事，台州商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密切作用，方庆成成为与商会打交道最多的产业园区代表之一。

与临空经济园区不同的是，也有些园区开始主动“输出”模式。2009年9月底，投资人民币10亿多元的湖州多媒体产业园奠基，它复制了上海多媒体产业园的商业运营模式，成为上海国企“新长宁”集团在湖州的一块“飞地”。而早在2008年，上海外高桥集团就在启东市建立了“共同体”产业园。

如果说这一“厚望”在过去还停留在概念上，那伴随着虹桥枢纽主体建筑正式投入使用，“大虹桥”开始对江浙沪三地的企业和城市经济开始实质性的渗透。

抢夺制造业

上海长期以来一直将打造“制造业高地”作为自己发展的重点之一。

尤其是 “十五”期间出台的“173计划”，更是将对制造业的扶持提到政策层面上来，制造业成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4月23日开始颁布的“173计划”，是上海为了适应制造业的承接转移，把降低成本试点园区的规划用地面积从67平方公里扩大到173平方公里，并对园区内的重点新增企业进一步加大税务支持力度。

此计划一提出，当年很快就在长三角的各市中引起强烈的震荡，尤其是上海周边的城市。在上海人眼里，江苏昆山、浙江嘉兴的崛起，很大程度是沾了上海的光。因为距离上海近，能够与上海的国际国内交通运输网络相连，在地缘上近似上海的郊县，而在政策上却可以享受到江浙二省的种种优惠条件，这让昆山和嘉兴占足了“便 宜”。而“173计划”拿嘉青松来作试点，上海市政府显然是想从自己的江浙兄弟手中抢回一些打造制造业高地的优势来。

7年前，上海出台的“173计划”是为了保持GDP的两位数增长，而具体该怎样发展，也有很多争论，即使再优惠的扶持政策也赶不上成本的上升。“173计划”出台伊始，对松江区的一幢2层农民小楼的拆迁补偿是40万元， 这在当时已令上海周边的城市咋舌，而今的数额则远远高于此。

成本之高已是无法想象，如此情况下，再优惠的政策也无法将制造业的全部留在上海，而能够留下来的都还是一些善于创新的、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与之配套的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流向其他城市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路修好了，产业也跑走了”的隐忧，能不能保持开放的心态着实需要智慧。

“飞地”或许是保全两地政府之间行政关系“面子”和实际财税收入分配的一种妥协的处理方式。

“飞地”能飞多远？

事实上，这种“飞地”的尝试在上海内部早已有之。

松江高科技园就已经成为上海西南部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的“飞地”。这家位于上海郊区的高科技园区股权的60％属于漕河泾开发区旗下公司，剩下的40％则由松江区新桥镇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这使得松江高科技园成为一个漕河泾的“飞地开发区”，双方都能从中分享发展的收益。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拥有成熟的规划、招商、管理经验，而徐汇区的土地历来也是“寸土寸金”，受到市区土地和成本约束，开发区的发展空间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松江区却拥有土地资源、较低的商务成本和高校的科研资源，发展潜力较大。

张先生经营着一家B2B的在线公司，他不久前才将公司从位于上海另一角的某产业园区搬到漕河泾在松江的“飞地开发区”，因为后者的租金比市区至少便宜一半，而他未来会增加大量的客服人员，“还是要进行成本控制”，而除此之外，能够继续享受到漕河泾开发区的服务和一些政策优惠是他最看中的。

“不得不承认，上海的行政工作效率还是要高一些。”因为之前，他考察过上海周边另外一个城市的经济开发区，虽然租金较低，但开发区负责方提出让他解决23个人的就业问题，但这批人却不是他所需要的。“这样的事情在上海肯定不会发生。”张先生最终还是决定回归上海。

这正是已经走出上海的园区和企业，在实际推进中面临的常有“尴尬”。隶属杨浦区的某园区负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鉴于市区各种成本的高企，园区也会考虑在长三角某一个或者几个城市建立自己的“飞地”园区，但在与一些城市的相关部门接洽时，发现在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上依然有很多的不同。

比如工作效率，“已经习惯了上海的高效率，走出去后发现同样的事情几乎要花一倍半到两倍的时间来解决。”上述负责人说，虽然最初吸引他的是当地的低成本和看似不错的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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