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件园较量中的泡沫和陷阱

客户世界 | 2015年7月13日 | 文库 | 评论已关闭 | 1106

||2009-09-24

短期的招商压力,逼迫着软件园频繁使出“各种优惠”的老招术。当地城市的资源和背景决定了软件园不能异想天开地求发展，管理部门不计代价的投入和越俎代庖的行为亦将抹杀软件园的创造力。如同生物进化受制于环境和外力，软件园的发展也不得不正视环境和市场的选择规律。

较量中的泡沫和陷阱

“母体”的局限

“一样的团队、一样的设施、一样的管理服务水准，把中关村软件园照搬到沙漠里，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不行!”中关村软件园副总理胡万进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他必须承认，中关村软件园取得的成绩相当程度上是借了北京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光。

但在中国二线城市软件园的负责人眼里，这样的地区差异颇为不公，他们愤愤不平。“有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软件园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招商，客户会自动找上门。”城市间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如同一个人的出身贫富，无法选择，更无法忽视。

北京为一国之都，是文化、政治中心; 上海挟国际金融中心之威，交通便利; IT公司在选择总部的落脚点时，往往首选北京、上海。得益于这两个城市的大产业环境，中关村软件园和浦东软件园都成为了4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双基地之一，并不可否认地成为了软件园发展的领头羊。

不过形势也在发生改变。随着这两个城市商务成本上升，越来越多的公司把研发中心、软件外包中心建设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今年5月，阿里巴巴宣布投资1亿美元，在成都软件园建设研发中心，该地也将成为阿里巴巴杭州总部之外最大的总部基地; 英特尔在大连投资建设晶圆厂，大连在朝着“中国的班加罗尔”的方向前进; 成都、重庆、西安在争夺着“西部硅谷”; 武汉在建设“中部光谷”; 南京、无锡、杭州、青岛抢占“东部硅谷”，广州、厦门试图建设“南部硅谷”……

但是，中国究竟可以容纳多少个“硅谷”?

印度在总结班加罗尔的成功经验时，曾强调了三大要素: 环境、教育和政府投入。这三大要素与当地的城市特性紧密相关。软件园在从1.0向2.0阶段进化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当地的区域经济的支撑。

已经有软件园的负责人清醒地指出，如果不顾当地的经济特点，好高骛远地提出软件园的发展目标，将把软件园带进“大跃进”的陷阱。“许多城市人口不足百万，没有大学，没有软件学院，没有多少企业，也做软件园，这就是泡沫。”一位软件园的领导说。

“有些城市一窝蜂地上软件园项目，不计条件、不计成本地去招商，是不明智的。”成都天府软件园总经理杜婷婷指出，软件园仅仅是一个载体，是当地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延伸和体现。如果不顾当地城市特征，照搬国外模式和其他城市模式，霸王硬上弓式地上项目，结果将是忙活几年后，不得不选择放弃。

杜婷婷举例说，天府软件园有一些留学回国的人员，他们很重视孩子的教育环境，这些就得依赖整个城市的资源。而城市原有的产业链、人才储备、信息网络设施、交通便利程度、人文环境甚至美食等因素，都是软件园本身无能为力的。

软件园的发展思路受限于城市这个“母体”，是一个无奈又现实的命题，这也决定了其发展不能脱离各种地区因素。大连凭借靠近日本的地理环境，在过去的几年里发展了对日的软件外包; 成都、重庆、西安凭借“低成本”的优势，开始了“西部硅谷”的争夺; 武汉人才成本低、是全国的交通枢纽。这些特点在发展软件园时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DLSP(大连软件园建设运营方)总裁高炜告诉记者，目前，大连软件园已经开始往外地输出品牌和管理模式，DLSP运营的另3个基地——武汉光谷软件园、天津滨海服务外包产业园和苏州苏高新软件园已经成为大连模式的受益者。但他也强调，简单复制大连模式是行不通的，应该根据当地的产业环境和人文环境来发展软件产业。以武汉光谷软件园为例，尽管它学习了“官助民办”的大连模式，但定位却是外包领域的交付中心。

政府: 何时说“不”

如果说城市是软件园的“家庭”，当地政府便是“父母”。“父母”的培育方式和支持的力度，将决定着软件园的发展前景。

“有地方政府直接投资，不计成本招商，甚至越位管理，这就超越了政府的角色。”高炜说。

据某软件园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为了招商引资，各地争先恐后地向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前三年免房租”成为很多软件园的标准配置，税收“二免三减半”或“三免五减半”，另外还对入驻企业有各种各样的补贴。有一些企业利用各地之间的招商，争取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甚至有个别企业前3年在这个园子里入驻，3年满后再找个园子，软件园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客户把握住了软件园的心理，不断地提高酬码，讨价还价。从长远来讲，这对整个国家产业发展不是好事，但是这种现象不太好改变。”西安软件园的一位负责人说。

“这种现象跟当地政府的任期制有很大关系。”某软件园负责人分析说，几年一届的任期，使得很多官员很难从长远来考虑软件园发展的动力，而是更多地着眼于任期内的招商业绩。

不过也有一些地区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了“放手”的尝试。比如说，成都天府软件园公司今年聘请了原大连软件园副总经理杜婷婷担任天府软件园公司总经理，开始公司化运作。

杜婷婷对天府软件园的直接领导成都高新区发展软件园的做法很赞赏。“政府的领导懂得什么时候说No,什么时候说Yes。”杜婷婷表示，成都高新区领导不是任何企业进园都会同意，如果入驻企业的要求不符合园区的长期的发展规划，他们会非常干脆地说不。这和有一些软件园领导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吸引企业入园，说“Everything is OK(一切都可以)”的态度截然不同。

有选择地批准入园企业的还有中关村软件园。胡万进对记者说，并不是企业有资金就能进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软件选择入园企业的标准是能否形成产业集群，是否能形成产业链。

对于政府在发展软件园上的角色，“大连模式”是值得借鉴的。经过多年的探索，大连“官助民办”的模式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官助民办”的模式，即政府给牌子、给政策，具体项目的投资与运营则交给企业运作。“官助”重在一个“助”字，软件园建设和经营的落脚点是“民办”，而“民办”的机制是市场的机制。

“在大连，政府和企业的定位都非常明确，都知道各自的界限在哪里。”高炜告诉记者，这种官民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了政府的资源，也调动了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

警惕泡沫强调差异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软件园区总数超过200家。在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软件园区的质量良莠不齐。如此多的软件园，难免出现恶性竞争，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很多专家提出警告，要警惕“软件园泡沫”。

竞争难免产生优胜劣汰，如何整合当地的资源，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就成为软件园不可回避的命题。

“西安、成都、重庆、武汉这4个内陆城市软件园现在的竞争确实比较激烈。这4个城市都属于二线城市，共同的优势是成本低，而且都有着人才的优势，高校相对比较集中。在这里面，西安就得选择自己的定位。西安最大的优势是文化，人比较朴实、比较安静，适合做研发创新。”西安软件园发展中心主任王自更接受采访时说，西安希望把软件园所在的高新区打造成除兵马俑外的另外一张城市名片。

而在成都，杜婷婷认为，从软件园的规模、运作的时间到进驻园区的数量等方面，成都天府软件园在4城市中的综合能力是最强的。而随着腾讯、阿里巴巴、诺基亚、SAP、DHL等企业的进驻，成都天府软件园也有打造综合软件园的趋势。

作为中部的代表，武汉光谷软件园也深知自己的资源与大连不同，与成都、重庆、西安也有差异。“大连对日本有地理优势，有很多日语的人才，主要是对日外包。武汉没有这些优势，主要是对欧美的外包。武汉的信息产业基础跟北京和上海又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定位是交付中心和企业共享业务的中心，如呼叫中心、运营中心等。”武汉光谷软件园总经理于世平说。

“全国各地软件园的发展，必然要形成几个梯队，这才能形成良性竞争。”高炜指出，各个区域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况，在不同的梯队找准位置。“只要具备自身特色，就都有发展的机会。”

采访手记服务需要效率

尽管100%的软件园负责人都认为，软件园将从“圈地、招商、拼优惠”的1.0时代向以服务为主的2.0时代前进，但在采访中，我们仍然发现，迫于收益压力或发展阶段限制，大多数软件园最主要的任务仍是招商。也就是说，我国的软件园能真正达到2.0的并不多，大多仍然分布在1.2、1.3、 1.5、1.7……的区间内。

正如某软件园负责人所说，软件园的1.0时代是企业聚集过程，这就如同做生意一般，是无法跨越的原始累积阶段。“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缩短1.0时代，向2.0靠拢。”

那么，向2.0靠拢需要什么呢?我想，效率是个关键词。

何谓效率?《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如果转换为经济学的概念，效率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把投入转换成预期的产出。

而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在接受我们采访的10多家软件园区中，也有些软件园以领导出差等理由一再推迟采访;某园区管委会的相关人员对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满口答应后跟上一句：“这个，不急。”这里无意指责。但相比之下，另一些规模相似的软件园却能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内给出确定的答复。

也许，媒体采访对软件园来说，并非软件园招商的主旋律。但如果“这个，不急”，“那个，也不急”，恐怕现在被优惠政策吸引而来的企业，也无法长久维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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