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定调:政府推动型金融中心
||2007-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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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于浦东新区来说,是新矛盾也是新机遇。
浦东第一轮开发,主要还是依赖优惠政策和土地、资金的大规模投入,政策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特征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区域创新活力明显不足,创新体系相对薄弱。国务院要求,浦东新区要在转变经济运行方式方面也要走在前列。
转变经济运行方式,成为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需要突破的关键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产业结构上,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是科技创新;三是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能耗。
目前,浦东正在从投资拉动走向创新驱动,并在金融、科技、涉外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载体推进金融改革;以张江为载体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自主创新。
综改以来,中央部委的不少试点先后在浦东落户。而浦东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保持14%左右的增长幅度,能耗也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
在十一五规划里,浦东新区已经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硬指标。经济转型已初见成效。
“我一个星期前刚刚从香港回来。”8月7日下午,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施海宁告诉本报记者,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浦东已就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遍访了伦敦金融城、纽约、香港、新加坡等地,与当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在中国的金融发展布局中,上海居于特殊地位。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认了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划。作为金融中心建设的主战场——浦东被推向金融改革的最前沿。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浦东金融发展提速。
15年仅仅是起步。
2007年4月,《上海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发展十一五规划》(下称“十一五规划”)出炉,陆家嘴金融城建设被正式提上日程。浦东金融改革发展的方向再次被锁定。
金融产值与政府推动
“金融产业已经成为浦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7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蒋慧工说。
蒋慧工向本报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2007年1到6月份,浦东新区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全区GDP的16%,2006年的占比是13.3%。“去年金融业的增加值是310多亿,今年上半年就已达到204亿,当然这和资本市场火爆有一定关系。”蒋慧工续称。根据“十一五规划”的设计,到2010年,浦东金融业占全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18%。
5月24日,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向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回答了如何建设金融核心功能区的问题,其中包括要重点发展金融业,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核心作用,完善金融市场,集聚金融机构,优化金融环境,加快形成金融市场中心、金融产品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金融人才集聚中心。
作为推进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建设的重要举措,“拓展资源空间、优化发展布局”已被写入“十一五规划”。
“严格意义上讲,目前世界上只有伦敦有明确的金融城概念。它不但是一块金融区域,在行政上也有专门的区划。”8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如忠告诉记者。
施海宁则认为,就发展路径而言,目前世界上的金融中心有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伦敦金融城,它的定位是面向全球的、开放的金融服务中心;另一种就是以纽约为代表的金融中心,它的发展主要依托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
而“中国的金融中心建设,肯定更多的是类似于纽约这种特点,是为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服务的”。施海宁称。
伦敦等老金融城有几百年漫长发展的历史和经验,“上海则不同,按照规划,我们是五年打基础,十年建框架,二十年初步建成”。施海宁表示,可以说,“我们大大缩短了整个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相对于伦敦而言,政府的意志就要更多一点,也可以称之为政府推动型”。
集聚与辐射
实现金融机构、资金、人才的集聚,是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
浦东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显著。截至2006年底,浦东共有403家金融机构。全国58家基金管理公司中,注册在浦东的有24家。全国9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注册在浦东的有5家。而目前已进行法人化改制的16家外资银行中,12家将总部设于浦东。
近日,记者从浦东新区政府有关部门获悉,2007年,金融机构集聚的步伐加快,第二批三家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明确表示落户浦东,以宁波银行为代表,一批城市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计划搬迁至浦东。
三类机构将是浦东引进的重点。一是功能性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和各类金融中介组织;二是大型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灾难备份中心和呼叫中心等后台服务机构进驻;三是大型外资金融机构。
下一步,是金融中心如何对长三角乃至全国进行辐射。
施海宁告诉记者,具体而言,首先是鼓励在上海的金融机构为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险保障,同时为长三角地区的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的手段。施海宁还希望,浦东在利用金融产品、金融机制方面的创新,能够对江浙等省有所借鉴。
2007年,浦东还将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联合国内多家大型开发区,发起成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基金,为全国范围内的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支持,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体制突破与监管松绑
“与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还不牢靠,发展还不全面。”“十一五规划”指出。
“十一五规划”称,陆家嘴地区现有楼宇供应不能满足金融机构快速增长的需要,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商务运营成本相对偏高等,削弱了浦东金融业发展的竞争力;金融法制建设和金融信息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高端金融人才资源稀缺,难以为金融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针对这些问题,浦东提出加强金融核心功能区规划建设,“一道三区”(世纪大道、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竹园商贸区、花木生态文化区)优先提供金融机构入驻,同时加快推进金融城东扩。
除金融环境之外,浦东在建设金融核心功能区的道路上,还有更多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需要寻求“自上而下”的突破。
“十一五规划”指出,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发展面临诸多体制机制性障碍,其中金融税收的分配体制、引进人才的管理体制、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机制等方面存在问题。
蒋慧工表示,在不少发达国家,对主要金融服务业免征增值税,而中国除所得税较高以外,金融服务业的营业税收按照营业额计征税收,考虑到增值税有抵扣部分,所以实际税负较高;此外,因同一事项需要不同环节的专业化服务,营业税征收还存在重复征税的嫌疑。一些专家认为,服务业的税率总体高于制造业,金融业的税率高于不少发达国家。“要发展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税率是需要着重改革的要点。”蒋慧工直言。
就“监管松绑”而言,蒋慧工直言,“国内的市场中心、定价中心等市场机制目前还只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上,很多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并不需要经过多重审批,而是采用类似备案制的方法。而在中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金融创新产品一般采用审批制,而且是多头审批。
“金融体制可以是‘heavily regulated’,即政府高度管制,但金融中心往往是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自由流动的区域,所以说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始终是与中央金融监管的逐渐放松是相对应的,作为地方政府,能做的主要就是打造良好的环境。”施海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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