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金融猜想

客户世界 | 2015年7月12日 | 行业要闻 | 评论已关闭 | 1159

|何伊凡王春梅|2007-07-31

　　对于中国金融的未来而言，天津正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

　　锣鼓、鞭炮、鲜花，6月6日，天津以颇具中国色彩的开幕式迎来了一次国际标准的融资洽谈会。三天内，气象面貌与老城完全不同的滨海新区，一下子聚集了17个国家的207家基金类投资机构，918家国内工商企业，以及381家各类中介机构，5000余名外来者熙熙攘攘穿梭在滨海新区庞大的会展中心里，使这个平日里总是略显寂寞的城市在瞬间感受到一种尚未习惯的沸腾。

　　而在40公里外的天津市区，位于解放北路的老金融街依然寂寞，一个赤膊的年轻人站在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前张望，那些雄伟而陈旧的欧式建筑是昔日繁华的见证者。60年前，这条街上有49家国内外资银行和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中国新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金融辐射遍及长江以北。

　　关于天津的两种感觉很容易混杂在一起，一个属于昨日，一个属于未来，而“今天”是个大大的问号。距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20号文），正式批准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整整一年，这个老工业城市的名字再次为各界频频提起，它能否凭借金融改革的良机崛起？

　　大棋局

　　某种程度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是天津金融改革大棋局上的适时落子。中央要求天津在金融改革领域先行先试，而天津则需要研究大原则之外的具体操作。目前其整个布局实际都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即从庞杂的机会中首先找出什么才是符合中国金融改革最需要推进的“下一步”。

　　国务院2006年的20号文从四方面给予天津支持，其中金融改革与创新排在首位。天津环渤海地区被国务院定位为继深圳、浦东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第三极’通常更像是经济学家的语言，进入文件是很罕见的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这次天津融洽会上，夏所长和其他活跃在金融圈的各路专家学者投行中介一样，都是天津请来助阵的客人。对于天津而言，“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的定位，一下子把“天津求发展”，变成了“国家推动天津发展”，天津的地区战略直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

　　也许，这预示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试验。

　　天津制订的一系列金融改革方案，在2006年9月份，即20号文下达后的4个月后，便已上报国务院，其中包括鼓励直接融资、尝试金融混业经营、适当增加金融机构、外汇改革、争取OTC（柜台交易）市场、打造金融服务基地六大方面，而直接融资排在第一位。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天津拿到的“特区政策”，与深圳和浦东不同，重在创新的政策空间，而非直接的财税支持。那么，天津的金融创新能在哪里突破？陈宗胜说，这是天津市反复讨论和思考的问题。天津如何确立具有特色的金融中心地位而与上海北京甚至深圳香港竞争？天津“还能做什么”？以天津制造业基地为依托，以推动企业直接融资为突破口，成为天津首推的一步棋。数百只国际私募基金的到访，已经是明证。

　　2006年12月29日，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揭牌，作为国内首只契约型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其规模为200亿，目前手握近百个项目，正在进行筛选。同时，天津还筹划建立基础设施、信息通讯与船舶领域内的三只基金。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曾在公开场合提到，天津还计划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建立一个创投基金的母基金，即以创投基金为唯一投资对象。

　　然而，建立基金刚刚起步，审批过程繁琐，这种情况下引进国外私募基金就是短期内增加直接融资的有效途径。

　　对基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退出渠道。为便于大量非上市公司能够进行股权交易，天津积极申请柜台交易市场。2006年8月，副市长崔津渡与陈宗胜分别被任命为OTC研究小组的正副组长，同时从天津证监局、渤海证券股份公司、南开大学等机构抽调人员，该小组曾多次就交易规则、做市商制度等问题赴美国等地考察，并制定出了包括一个章程九个制度和十个调研报告在内的厚厚一叠方案，所有材料已于2007年3月上报国家发改委。

　　和许多老工商业城市一样，天津也存在金融和工商“两张皮”的困境，几年来天津做了大量工作解决双方之间的历史欠账，然后开始着手协调供求关系，将来会有更大融合，据崔副市长说，天津曾多次探讨金融资本如何与产业资本相融合，除直接融资手段之外，在间接融资方面天津还发展了很多信用共同体，共同体内的企业不用抵押、质押、担保就能做贷款。

　　发展混业经营也是天津基于对“下一步”金融改革趋势的判断。1993年中央政府对银行证券经营混乱、乱拆借、大量违规资金进入股市等状况进行治理整顿，期间曾明确分业经营的思路，随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人为割断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联系。但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上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趋势逐渐明朗，国内分业经营政策也相应出现松动。据悉，国内外已经有多家综合经营的金融机构希望落地天津，有的银行要来建证券公司，也有保险公司要建银行，而天津方面对成为混业经营“试验室”更是颇感兴奋。

　　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是天津强化金融控制力的关键环节，6月11日下午，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之前崔津渡参加了一个与泰达集团有关的会议。走进滨海新区，从饭店、宾馆到公用设施，到处是泰达的影子，它将成为多种金融创新试验的主体之一，金融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就将从泰达派出。据悉泰达现在手中抓了大把金融资源，而且几乎都是25％-100％高比例的持股。除泰达之外，国资公司、天保投资、海泰集团、津能等多家国有企业在渤海银行、渤海证券、恒安人寿等金融机构中也均有出资，天津将整合这些资源，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收购其所持金融资产。

　　天津也在从完善功能的角度适当增加金融机构，这种增加同样与国家金融改革的走向一致，据陈宗胜透露，像国家目前鼓励的农业领域的小银行与保险公司，天津方面都在实验。

　　从去年9月初开始，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天津滨海新区实施外汇管理改革，并给出七条建议，包括实施意愿结售汇、允许金融机构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等。天津七条参照了2005年出台的浦东新区外汇九条，但比后者涉及更多基本外汇管理体制上的变化，天津方面已根据这7条建议制定出了14条落实细则。

　　打造金融服务中心是天津金融改革蓝图中的重要一笔，据陈宗胜介绍，天津将着重发展金融业的后台服务、外包服务，例如建设呼叫中心、培训中心、支付中心、结算中心、票据中心等。曾有专家预言至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中心，事实上，中国已经迈开了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步伐，2006年6月，金融流程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在中国首个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上海银行卡产业园内正式揭牌。而在这一全新领域，天津实际可以与上海、北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较短长，并因相对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获得独特优势。

　　一系列导语已经列出，友谊路上那头昂扬的铜牛成为天津对自身未来的隐喻，它是华尔街铜牛的翻版，而友谊路被称为天津新金融街。

　　破题艰难

　　“北方金融中心”这个提法无法在天津的官方文本中找到，天津最新金融定位是“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市委市政府文件从没有‘北方金融中心’这样的提法，没提过，不等于不在金融方面做出最大努力。”崔津渡说。在为“国际融资洽谈会”定制的一本精美的纪念邮册上，标注了驻扎在天津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但多数都是分支，与拥有80％金融机构总部的北京相比，回避“中心”，对天津来说是理性的选择。

　　实际上，在争取金融法人机构资源方面天津近年来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除渤海银行、渤海证券、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外，还包括中德住宅储蓄银行、天津市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光大人寿、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但关键在于天津之前没有国家级的金融机构，而本币、外币、金融、期货、原生、衍生，各种金融产品总部在北京、上海等地差不多都已经放齐了。崔津渡慨叹，依托分支机构去创新的确很困难，因为分支机构吸纳的大量资金仍要沉淀到总部，争取更多法人机构在天津设立和发展，是其实现金融改革的基本载体。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在回顾工作，一年了，究竟有多少成果向社会各界展示呢？从外面看已经获得的实质性成果和重大进展并不很多。”崔津渡坦陈，“事实上我们做了很多事，拿在手里有大批东西，上报了不少，但现在准入是个坎儿。”

　　在混业经营方面，天津与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沟通的结果是对方仍不同意让外地的金融机构到天津来建其他业务的分部。例如证监会不愿意让证券公司在天津建立一个保险的分部，而银监会不愿意外地的银行到天津来建一个证券部，这主要是出于便于监管的考虑。目前的监管体制设计并不十分适合混业经营，天津曾设想能否在本地实验一种中国监管体制，但还没有实际步骤。

　　天津还曾就能否开办离岸金融业务等想法与几家监管机构进行协商，银监会给出了等同于中西部地区绿色通道的待遇，这已是目前最宽松的条件。3月份天津向保监会上报了《关于建设天津滨海新区保险业综合配套试验区实施方案》，绝大部分得到认可。据知情人士透露，以难易程度而论，保监会相对难度较小，因为综合性保险、专业性保险等领域每年都有新机构获批，而证监会近年来一直在整顿期间，准入门槛很难降低。银监会尽管在信托方面连续几年没开口，对天津仍有例外，后续应仍有可做文章的余地。

　　6月11日，天津大国企之一城投集团宣布将发行12亿企业债，这是对直接融资的尝试。但对天津来说发行公司债的兴趣要大于企业债，因为企业债由证监会负责，不但需要具备上市公司的产业资质，而且必须有项目支撑才能发，例如城投集团的募资就将全部用于海河基础设施项目，这存在很大限制。公司债则由国家发改委负责，根据目前初步透露的消息，并不要求有明确投向，类似于上市前的私募，可以筹集资金之后再考虑项目。

　　若天津2006年9月份上报国务院的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能够获批，综合方案里的具体内容也可以成为下一步推进工作的依据，再走准入程序会大有改观。

　　“现在搞金融改革和30年前不一样了，当年在深圳甚至研究过能否发特区货币的问题，深圳需要资金，很多政策都是希望让内地的资金能流过去，那是封闭状态下的搞法，”夏斌说，“现在影响面也扩大了，政策是通的，金融是个统一的市场，任何一项动作都会引起关注，在重大制度上不可能单独交给天津来搞。”

　　例如柜台交易市场，天津就必须面对来自证券交易所和其他产权交易所的竞争，而就在国际融洽会期间，成都、重庆成为继滨海新区之后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尽管具体内容与天津有所区别，但两地也已开始大力推进金融改革，更多试验区主体的加入无疑会增加天津的紧迫感。

　　天津市很清楚在这场金融竞赛中自己的砝码，对滨海新区来说国家不会再出区域性优惠政策，更多变成了产业和行业政策支持，崔津渡认为当年深圳和浦东要解决的问题是老体制如何往新体制上转，而滨海新区要寻求如何在没有特殊政策的情况下实现飞跃。

　　要留住金融资源，必须形成金融与实业之间的相互支撑，就此而言天津作为北方工业重镇似乎具备比深圳和浦东起步时更优越的条件，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其仍需要为改造和提升原有工业基础支付不菲的成本。据悉，天津还将在三年时间内解决1108户企业的破产退出问题，目前全国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例平均为2.8：1，而天津则1.7个在职职工就要“养”1个退休工人。另一方面，尽管摩托罗拉、三星等跨国公司都在天津设有规模巨大的工厂，不过每天5点之前那些总部在北京的公司仍会将大笔资金统统划走，如何摆脱缺乏总部概念的掣肘也是难题之一。

　　最敏感的猜测与人事更迭有关，“金融市长”戴相龙凭借丰厚的人脉不但为天津争取到了数额庞大的贷款以改善城市旧貌，而且是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动力。在这次融洽会上，记者碰到一位准备融资一亿元的创业者，自述就是因为“戴相龙”这个名字而来的，“听到这三个字我就相信这个融洽会绝对不是空架子。”他如此向《中国企业家》阐述自己的逻辑。戴相龙是否会离开天津，在很多人眼中也是天津金融改革中的变数之一。

　　猜想

　　想象这样一幅图景：在一座北方城市中，融资再也不是一个值得焦虑的话题，企业主不必仰视投资者和银行，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也可以自由流动；不用多处奔波，从速汇金到外币兑换、签发外汇携带证，任何出国金融服务均可在一个几十米长大柜台“一站”办妥；数千个格子间装满占据数层楼的服务中心，端坐里面的年轻人随时准备处理地球另一端传来的财务信息，这些信息几乎可以拼凑成全球经济晴雨表。是的，这里是天津，人们再也不会用“北京旁边的一个城市”来介绍它的位置。

　　然而这仅是一种假设，中国的确需要上述图景，它也同样有可能在其他城市中出现。

　　站在天津港码头，身边是堆积如山的集装箱，遥遥望去，东疆保税港围海造堤工程正如火如荼，空客A320总装线项目，100万吨大乙烯工程也都令天津人激动不已。不过这仍是一个被明显账上了金融标签的城市，它在金融方面引起的关注远远超过其数十年来在制造业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最初20年中，天津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优势却不断萎缩。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唐山大地震中天津也被严重波及，足足有8年时间用于恢复城建，也有人归咎于多次争夺重要金融机构失利。当然，不可避免的还会联想到睡榻之侧北京强大的资源吸纳能力，但这些客观限制之外，不可否认，天津之前在城市定位、城市营销等方面曾如其老街道一样，有些许没落贵族气，却略显粗糙。

　　200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成为天津的新定位。而在2007年6月初落幕的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天津勾勒出了五年后的自画像：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超过8000亿元，人均超过8000美元，财政收入突破2000亿元，万元GDP能耗下降20％，新一届市委将工作目标锁定在“北方经济中心地位初步确立”。

　　现在天津已手持金融杠杆站在新起点，无论是直接融资比重低、投资渠道狭窄，还是国内金融企业分业经营难以适应客户需求及竞争形势，其所尝试解决的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中国当前金融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它正在扮演探路者的角色，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可能会沿着金融价值链迅速发散，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协调模式。但如果它无法承担这一角色，还会有后备队员接替它的位置。

　　约会基金

　　文/本刊记者何伊凡

　　6月2日，对天津市部分政府官员来说是相当忙碌的一天。上午需要组织专家给有融资需求的本土企业进行培训，类似的培训举行过四次，内容五花八门，例如与投资方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怎样说，看起来颇为初级却相当实用。下午是一系列筹备会议，傍晚时分，筹备小组向戴相龙市长汇报工作。直到夜间11时，我们才等到了市政府秘书长陈宗胜。而在陈秘书长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67岁的天津市政府前副秘书长刘红升则准备去拜访刚到天津的美国企业成长协会（ACG）前任主席李智信（PatrickHurley），尽管后者对这种东方式的礼节有些惊讶，连连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我看这个时间我最好回床上去睡觉”。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则可能在凌晨两点之后给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发电子邮件——事实上崔就相关事宜的数十封邮件几乎全在这个时间段发出的，有的长达6000字。

　　如此的工作节奏已保持了将近了3个月。

　　美国民间的融资会议搬到中国来就带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李智信最初对政府扮演的角色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官员）并不处于交易链条上的任何环节。”李告诉《中国企业家》，而对于那些基金管理者来说，中国概念很诱人，但天津却并不在他们了解范围之内。

　　最终，从海外路演到国内推介，天津市政府兑现了将自己定位于服务者的承诺。组委会在国内走了40多个城市，崔津渡亲自带队，而日程就交给项目组安排，崔称自己“指哪儿打哪儿”。政府资源的介入令会议规模超过了组委会的预期，“最初以为能来60家基金和400多家企业就不错了。”崔津渡说，他本地口音浓重，谦和而诚恳。

　　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资本对接”的区域布置有点像招聘会，而如果双方都有意深谈则可以进入“快速约会”区域，那是会场一角用深蓝色天鹅绒分割成的若干私密小隔间。从资料到翻译，组委会都做足了功夫，但投资方都是规模在10亿美元之下的中小型基金，多数第一次进入中国，抱着“试水”的心态。而融资方中部分企业还不能区分PE与VC的区别，关于直接股权投资半知半解，对中介机构又带着天然的不信任，“扫盲”的意味也很重。

　　一家名为DAC的私募股权基金代表告诉《中国企业家》，第一天就收到100多张名片，他准备把这些名片拿回去认真查阅分析企业资料，筛选后再进一步联系。这家只投资制造业和金融业的PE对连续3年实现赢利、中等规模、没有接受过VC投资、资本金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才感兴趣。“很多人第一件事是问我们属于投资者还是中介机构，而没有问我们是关注哪些领域的投资者。”他笑着说。

　　也有许多人对短暂的会面寄以厚望，一家来自深圳，制造高速公路监控系统的创业者告诉《中国企业家》有信心吸引到1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而另一家来自美国底特律的PE方中介公司希望这次能和50家左右的中国企业做深度沟通，“我们希望给客户推荐这样的企业”。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财务信息、法律风险都很清晰，在尽职调查中没有任何问题，价格能谈拢，有比较好的股权退出方式。”

　　无法在传统评价体系内为融洽会打分，因为“成交量”之类的指标并不适用于它，也许其开拓意义会超过实际收获。“当然，明年还会来”，一位来自加南大的投资者并没有寻找到合适的项目，但看起来毫不失望，“这是最有效的可以同时了解中国企业、中国资本市场以及中国政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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