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制造：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

客户世界 | 2015年7月12日 | 文库 | 评论已关闭 | 1034

|白全贵|2008-11-13

服务型制造：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

——与郭重庆院士、汪应洛院士一席谈

作者：白全贵 | 来源：河南日报 | 2008-11-13

郭重庆：我国著名的设计大师，同济大学教授，1995年5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所在学部为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现任中国工程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河南省科协名誉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汪应洛：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咨询委员，国际工业工程学会常务理事。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科评审组组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人类正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过渡，“服务经济”将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主导。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经济重心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通过发展服务业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增强提升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快速推进服务业发展？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来豫参加学术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郭重庆，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汪应洛。

服务与制造的融合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记者：制造和服务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关系似乎不大，如何理解服务型制造？

汪应洛：在人们的传统概念中，制造业和服务业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制造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间正在越来越多地互动，两者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支持。

一方面，服务逐渐渗透到生产环节的各个领域，制造业日益变得“服务密集”，任何制造产品的生产都会融入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制造已向服务化发展。制造业通过服务拓展业务范畴：制造企业提供依托产品的服务；制造企业通过服务创新挖掘市场机会提高盈利水平。制造商的国际运作活动引发对服务支持的需求：制造商的全球范围内的供应源、市场和竞争推动了通讯、航空运输和货物处理等服务技术的发展；跨国制造企业主要通过其在技术转移、营销、金融、物流等服务方面的能力获得规模经济。

另一方面，服务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逐渐摆脱过去的小生产方式而融入更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服务已逐渐向工业化发展。1990—1995年：管理科学运用于服务业，以假日酒店为代表的酒店业开始提供全球一致性、标准化服务。1960年：工业工程思想引进服务业，有代表性的是麦当劳采用生产线方式提供标准化服务；1970年服务业进行工业化尝试，以超市为代表的服务业开始通过规模效应大幅度提高服务效率； 1990年至今，服务业和制造业逐渐融合，如IBM、惠普等都已在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全球服务支持系统。

总之，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并已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

服务与制造的融合使世界制造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记者：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对世界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重庆：伴随着全球化，世界制造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就像黏结剂，将社会化、国际化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整条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粘接起来，对世界制造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世界制造业的价值链开始解构。

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活动甚难在一个企业，甚至在一个国家内独立完成，现在正被分解、外包到社会和全球多个企业中，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整个价值链上都具有优势，市场竞争逼得它只能守住自己增值最大的一块。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外置及服务外包已经成为一种服务业的商品形态。

世界制造业的资源优化配置已经突破了企业——社会——国家的界线，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优化配置，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信息网络化的支持下突破国界流动，世界已进入全球制造时代。

制造业企业缩短产业链，专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企业的变革趋势。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市场竞争的本质是专业化的竞争，非核心业务的生产活动外置和服务外包已经成为趋势。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您拥有多少资源，而是您整合社会化、国际化资源的能力，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

第二，服务型制造模式方兴未艾。

当前经济活动已由制造为中心日渐变为以创新与服务为中心。服务经济与传统经济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权利正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已经成为世界领袖型企业的信念。中国已进入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过渡，过去20年产品是稀缺资源，产品制造是整个经济价值的核心，如今，大多数产品已在全球范围内过剩，消费者成为稀缺资源，创新和服务逐渐成为整个经济的价值核心。

第三，企业经营理念演变和企业组织进化。

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顾客的价值是企业管理的出发点。”这也正是服务经济的特征。世界级的企业如IBM及制造业的常青树GE正在义无返顾地向以服务带动业务的方向扩展，服务收入均已超过50%，人们已把它们归类为服务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科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以中间投入服务为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已形成潮流。

第四，服务商的概念油然而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不乏IT技术精英的IBM，几乎濒临破产，但开始注意技术对客户的真正价值，顺应客户们的需求，将硬件、软件、服务三位一体地给客户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它们不仅卖产品，还要卖服务。IBM在五十年代开天辟地地提出“计算机科学”，后逐渐被科学界所接受，事过半个世纪IBM又提出了“服务科学”，提出了SSME（服务科学管理工程）、SOA（服务导向架构）、SAAS（软件即服务）等概念，不愧为一个领袖型企业的超前意识。由此形成了服务商的概念。

记者：面对美、德、法、加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先后进入“服务经济社会”阶段的现状，我国是否需要优先于制造业而大力发展服务业呢？

汪应洛：制造业是我国发展服务经济的载体。制造业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技术、设备等物质基础，推动服务业不断升级，从而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制造业的发展是服务业发展的平台，只有制造业得到了相当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但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198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占国民收入比重虽不断下降，但其制造业增加值依然保持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2004年以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却一直高于中国的整个国民收入，直到2005年，中国的GDP才超过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一直小于美国，从这一点上讲，中国恐怕还不能跟随美国优先发展服务业。

制造业是我国当前的最大产业。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无论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还是从国家的安全角度，我们都需要强大、独立、自主的制造业。

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虽然服务业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但是，美国的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服务业务（比如金融、咨询、会计等）的全球输出，直接或者间接地服务于全球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并给美国带来了资本项目上的巨额回报，弥补了美国所谓的巨额贸易逆差。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两者缺一不可。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路径选择

记者：虽然服务型制造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但各国所走的具体道路又有所不同，那么，对于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郭重庆：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我们应该着重从以下方面下工夫：

第一，细化深化社会专业分工。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

20世纪初福特顺应亚当·斯密企业内部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理论而创新了一个大规模流水生产模式，造就了一场产业革命。21世纪社会内部分工的细化深化将导致一场服务经济革命，出现很多新的行业和新的职业并造就很多就业机会。

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 FDI、庞大的科技队伍、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但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源，也就是社会专业分工，生产要素的社会化资源配置，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国家创新系统的始推动者 Freeman认为，对国家创新系统来说“社会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社会能力的建设比技术能力的建设更复杂”。社会能力的建设应提到中国管理层的议事日程上来，没有社会能力的建设，制造业企业的瘦身转型，突出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就缺少支撑。

第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制造业企业似乎尚处于样样都得有的原始扩张思维中，企业自研、自供、自产、自销的传统一体化经营模式仍较普遍，独立的研发商、设计供应商、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以及各类专业中介服务商凤毛麟角。

资源配置效率低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中国物流社会总费用相当于GDP的20%（日、美为8%～10%），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一年仅1.62次（日本为7～18次），产品在自己手里几乎压了8个月，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相当于GDP的70%，资金效率低，企业盈利和资金积累能力非常弱，创新的动力和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制造业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较弱。

第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必然产生社会交易费用，只有充分的市场化配置，才能降低社会交易费用，这种社会分工才能得以继续，正如制度学派的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一句名言：“市场机制总能把企业对市场的替代限制到使社会总成本最小的程度。”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能源、环境压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对当前中国、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和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契机。

搭建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和产业集群的黏结剂，城市竞争力的基础是生产性服务平台，将各产业粘合起来，对中心城市来说更是如此，中心城市的聚集力与其说是制造能力，不如说是服务能力，一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其服务经济的质与量。

当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不是替代制造业，中国尚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加速阶段，制造业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拐点可能出现在2020年，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促进、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

汪应洛：对我国而言，发展服务型制造业也会给传统制造企业带来不小的挑战：

在制造服务化模式下，传统制造企业首先需要制定其服务内容的拓展方向和拓展方式，将传统的产品系统发展为集服务与产品于一体的产品服务系统。产品服务系统改变了实物产品的一次性交易方式，而需采用与服务相适应的多次交易方式，因此带来了全部的产品服务系统质量度量、交付与定价模式。

在制造服务化模式下，企业将会为顾客提供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如何将这些服务与产品有效集成，对其实施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提高客户满意度和运作效率是新环境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制造服务化模式下，顾客不再是被动的产品接受者，而是参与到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过程中来。这就需要顾客参与设计和生产的有效交互途径和方式，有效地管理顾客期望，在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的前提下，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可制造性、可维护性、可回收性与降低成本。因为产品与服务的交互，以及顾客的异质性，从而导致了在制造服务化模式下存在着诸多隐性的顾客知识、制造过程知识以及产品及服务开发的技术知识的表达、交流与学习问题。

大规模定制化是制造服务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定制化成功的关键在于顾客从个性化产品中获取的额外价值超过了由此而导致的成本增加，而企业在为顾客提供个性化产品的同时需要尽量利用大规模生产的高效率，这就需要确定定制化生产与大规模生产的解耦点。在大规模定制化模式下，为了高效率、准时化地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个性化需求，企业的生产与调度将更为复杂，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对调度质量的依赖程度更高。

在制造服务化模式下，企业需要将来自其他组织的服务和产品进行组装与集成，形成协同一致的高效生产系统，这需要统一的制造规范在服务制造网络上流动。

方兴未艾的服务外包产业，为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制造服务化的实施与推广需要国家在制度上给予保证。

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要在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下工夫。

在企业层面，抓好顾客参与下的产品服务系统创新与生产，产品服务系统的定价与管理，智能化生产运作与决策，质量与可靠性控制体系，服务型制造中隐性知识的感知、传播、融合、创造与应用，大规模定制化模式下的控制技术与生产调度技术研究，面向服务型制造的效率工程特别是提高智力工作的效率，制造服务化模式下的企业制造战略升级等诸多环节，促进服务型制造在企业的实现。

在产业层面，要清楚服务型制造企业网络的聚集机制与演化机理，服务型制造网络节点的耦合机制与控制策略，制造规范在服务型制造网络上的形成与扩散，真正明白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形成机制与运行机理。

在国家层面，认真研究制造服务化出现的经济基础及其对中国制造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制造服务化模式下的产业升级策略，服务型制造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保障机制，推动“中国制造”的服务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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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服务型制造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是新的先进制造模式。它是为了实现制造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客户全程参与、企业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协同，达到高效创新的一种制造模式。服务型制造是基于制造的服务和面向服务的制造，是基于生产的产品经济和基于消费的服务经济的融合。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的价值与意义

从宏观国家层面来看，实行服务型制造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变“中国代工”为“中国创造”。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服务型制造是企业摆脱同质化竞争，形成产品差异性和企业之间进行非价格竞争的重要手段。服务型制造将顾客引入到制造和服务的全过程，强调顾客参与式设计、制造和销售，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制造的问题，使得企业能够根据目标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产品及服务，实现了顾客锁定，也提高了顾客满意度。通过顾客参与的设计，以及专业化的设计服务，企业在每种产品的一种或几种核心特征可以增加技术异质性，取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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