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荣霖：互联网时代的民意渠道

||2009-03-31

体制改革和信息时代，使官民之间有效沟通、民意诉求的及时传达成为可能

□《市民》记者 张晓娜 发自北京

摆在邓荣霖面前的是一个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历改造的行程表，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显示行程已经排到了六月。

虽然已年过七旬，但每月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邓荣霖要往返于国内各地参加政府有关部门、行业组织、民间团体、大公司集团、中小企业及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经济咨询、方案论证、课题设计、人员培训、学术报告和研讨活动。而这每一次的活动都被邓荣霖看成是一次沟通之旅，他坦言：“我每天做的就是官民沟通桥梁的工作。”

两大因素促使沟通演变

尽管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齐名，但低调的邓荣霖，还是愿意以“平民学者和专家”自称。

谈及官民沟通机制的变迁，邓荣霖认为主要受益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体制改革变化的成果，另一个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1957年，邓荣霖从福建长乐市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其后留在学校任教。邓荣霖回忆，在计划经济年代，官民沟通主要是自上而下以会议和活动的形式传达和进行，公民的诉求表达也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提出和讨论。

这种传达带有明显的贯彻落实上面精神的特点。邓荣霖记得在人民大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大大小小会议不计其数。“层层传达，效率很低，落实的少，很少有和上面交流的机会，问题的反映常常由于时间间隔长而不了了之。”邓荣霖认为，那段时间的民意诉求沟通和传达存在一定障碍。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公民主体意识和话语权的增强，市场经济下，政府更是不断加大沟通力度，在减少层次，提高效率上做足文章。

这期间，作为学者和专家的邓荣霖就开始有机会参加由国务院直接组织的经济政策研究和小型座谈研讨活动，可以面对面地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交流，这在以前是难以想像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交流逐渐常态化，民意诉求渠道变化显著，邓荣霖深有体会。

通过一线的调研，邓荣霖汇集了企业和平民的心声，并融入自己多年对企业的研究，形成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政府有关部门，他就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提出的建议，有些直接被国务院写入文件。“层次少了，时间短了，效率高了，公民诉求落实的也逐渐增多。”

时代催生的便捷沟通

“渠道越来越拓宽，工具越来越发达，效率越来越提高”。层层传达的情况基本消失，信息时代为传达这种民意诉求和沟通提供了更为有效便捷的技术和方法。

两天前，邓荣霖参加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企业自主创新和评价指标的会议；两天后，研究中心就会把他的建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确认，邓荣霖做修改后再次反馈给相关部门，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

“不必再通过层层会议的方式，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只要有时间，邓荣霖每天都要坚持上一个小时的互联网。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荣霖拥有多个头衔，他不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至今还担任着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政府的顾问。

他把在全国各地了解的情况，及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介绍给长乐市政府领导。其关于乡镇企业发展和旅游业开拓等诸多有效建议都被市政府采纳和吸收。“倾听一线的声音，现在政府需要更多诸如我们这样的顾问。”

“官民沟通的内涵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扩大。”作为学者，邓荣霖认为：现在的官民沟通更多是要解决一些关乎社会发展和民生的大课题，而不单纯是解决个人的问题。■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曾经不遗余力。而看似新一轮技术发展疲软时，它却向着政治文明方向蔓延开来

科技助推政治文明

□《市民》记者 谭大朝 发自北京

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趋势，仍然在加剧。温家宝总理不断通过媒体，传递出坚持过冬的信心，并在“两会”前，借网络问政于民。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借助广播发表的“炉边谈话”，让经济危机绝望中的美国人听到了希望，最终走出了困境。

技术中性但网“络”人心

全球经济困局下的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

他的最终胜出，证明了他比至今仍不会上网的麦凯恩，更会网“络”人心。这位“互联网总统”与网络媒体的合作，让他竞选经费中高达87%的份额是通过网络募集的小额捐款。

卷入金融危机的中国，这次没能像1998年那样，从危机中幸免。而大洋彼岸在美国民众参政议政中一炮走红的网络，也迅速在中国蔓延开来。

距离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发出，已经过去了22年。网络也从庙堂走到了市井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也在无意中被当前的现实裹胁而进，目标却直指当今的政治文明。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9年1月发布的消息显示，中国网民数量以53.3%年增长率，经过短短几年大跃进，已经超过美国而高达3亿人。

随着网民群体的不断扩大，他们的民主意识也逐渐被唤醒。这与尼尔·波兹曼描述电视的普及，带来的“娱乐至死”的结果不同。

2006年，胡戈以“馒头事件”，让网民们的生活多了娱乐的元素。但2007年的系列事件，却展现了另一番景象。

年初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PX(对二甲苯)事件”，“山西黑煤窑事件”……而年底的“周老虎事件”，更是通过网络平台，让私权质疑公权，有了一个宣泄的渠道。

这一年，无疑是中国网民们风头最盛的一年。网络带给人的，不仅是信息和娱乐，还有思考和说话的空间。

实现民主的技术手段

“网络民主”是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于1995年提出的，他的理解是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或者是在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

印刷术让文字得到普及，读书也不再是上流社会特有的权力。网络的发展，让众人发言的声音能够传达。科技在无形之中，也推动着政治文明的进程。

“新传媒技术的出现，使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有所转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尽管有众多的网民欢呼着庶民的胜利，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张鸣教授表示：“温总理和网友交流的姿态，说明政府还是相当重视网络渠道的。首先要肯定这种做法。但必须说明的是，这样的做法，主要是因为现实中民主政治的渠道，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比如说人大代表的表达，出现了不畅通。

通过网络问政于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更需要的，不是把问题仅仅停留在所谓的‘网络民主’这个表面的层面，需要通过推动实体民意表达机构的建设，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张鸣说。

“科技的发展，不会直接作用于民主政治，是促进还是促退都不好说。”张鸣教授说，网络毕竟只是一种实现民主的技术手段，是中性的，关键取决于制度和人。

冯·诺依曼最初发明计算机，以及由美国军方研发的Internet雏形发展起来的网络，发明者都不曾想到它们的结合，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在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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