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服务业正等待崛起

    |     2015年7月12日   |   文库   |     评论已关闭   |    1090

|谢九|2009-01-03

在投资拉动模式下,资源集中向重化工业倾斜,必然挤占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因为政策向投资拉动倾斜,服务业无法形成规模,便处于经济规模的边缘。一个很小现象就可以说明这种资源的倾斜——工业用的水电价格都比服务业便宜。

为什么需要服务业?

按照人类经济活动的轨迹,人们在解决了基本温饱之后,农业种植日渐纯熟,随着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简单的衣食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解决过剩的劳动人口,一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供人们享用。

工业文明高度成熟后,同样也会产生大量过剩劳动力,与此同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有形的产品,而是需要更多无形的服务。一个普通家庭就算拥有3辆汽车,能够消费的有形产品也终究有限,但对于服务的需求却近乎无限。于是,服务业也就顺理成章发展壮大,大量劳动力开始向服务业转移。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轨迹看,100多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服务业从最初的零星规模发展到今天,最终占据了国民经济70%左右的比重,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1820年,英国有3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15%。1890年,英国有41%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38%。进入20世纪,英美等国家的服务业开始超越工业,而到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业人口都超过70%。我国目前则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当。

按照服务对象划分,服务业一般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前者主要为企业服务,比如仓储物流;后者主要为个人消费者服务,比如娱乐餐饮。当然,也有二者兼顾,比如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随着制造业的高度成熟和专业化分工日渐细致,一件产品从最初的生产到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会历经无数环节。比如上游的研发设计、材料采购,下游的渠道物流、售后服务,甚至还有金融、法律等中介,这些都构成了庞大的服务业链,分享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而制造业的初始定义——加工组装环节,反而蜕化为产业链的低端。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因此干脆将组装环节外包,自己专注于赚取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

服务业带来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极大降低了制造业成本,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中国经济屡为人所诟病是,30年的增长更多靠高投入取得,而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除了技术研发,服务业的高度发达也是重要因素。如果过多人停留在工业甚至农业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必然是低下的。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率分别为42.6%、25.2%和32.2%。英国和美国的三产业就业人口大致为农业不到5%,工业不到25%,其余超过70%的人口在服务业。日本的比例是农业人口约为5%,工业不到30%,其余超过60%的人口集中在服务业。和这些发达国家比,最大的差别就在我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过大,而农业部门的低效率必然导致整体国民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业转移出来,中国经济的效率才能提高。从工业人口看,我国的比重其实和发达国家较接近,这也同时说明一个事实,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接近30%的就业人口,可能是工业吸纳就业的合理能力,而中国工业目前的就业人口正好和这个水平接近,无法再接纳大规模的劳动力。中国想要解决数亿人口的就业,唯有将希望寄托在服务业。

从创建内需型社会的角度,服务业的兴起更是必不可少。谈及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很多人都归结于中国人节俭,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同时也忽略了另外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内是否提供了足够好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空间。有些中国人的确保留着节俭的传统,但也有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比美国人还敢于消费,尤其是最近几年,不难发现,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都选择去欧洲旅游消费,欧洲的很多景点和商场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身影,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除了差异化体验的消费心理,国内没有提供足够优越的消费环境是很重要因素,其原因就在于服务业不够发达和消费环境还有种种樊篱。它们导致了大量在国内获取财富的外流,而吸纳国外财富到国内消费更显不足。

一个健康、开放的旅游消费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实在至关重要。

当然,也有人担心服务业过度发展的弊病,如果多数人都去从事服务业,一个国家是不是将遭遇产业空心化?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服务业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间的比重问题。以美国的发展轨迹看,进入20世纪工业化后期,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开始超过工业人数,到了1969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超过工业和农业的人数总和,进入21世纪,服务业比重超过70%。以中国目前的比重来看,距离产业空心化还差得太远,中国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是产业实心化而不是产业空心化。

服务业的创富可能

世界银行曾经在1984年考察中国,在当时的考察报告中写到:为了提高中国国民的收入增长率,需要加强商业以及其他为个人服务和其他为工商业服务的服务业。在世界银行看来,发展服务业是提高国民收入最快捷的途径。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企业利润还是工资收入,服务业都远远超过工业和农业。

按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农业的人均报酬为9269元,制造业平均报酬为18225元,而服务行业大部分子行业的劳动报酬明显超过这两大产业。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为28424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24111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43435元,金融业为35495元,房地产业为22238元,教育业为20918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为25847元……尽管最终统计数据不一定完全精确,但还是可以大体反映出三大产业之间的劳动报酬差异。

就业人员的工资高低只是表象,背后体现的是三大产业之间的行业利润差异。在大多数看来,农业的收入水平最低是正常现象,农民理应成为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群。但在其他国家,这却并不是普遍真理。比如在日本,农民的平均收入甚至比城镇居民略高,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仅5%,平均收入水平自然不低。我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束缚在农业上,平均收入自然也就沦落底层。如何将大批量农民转移出去?一方面需要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加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保障农业丰产丰收的同时,使得更多农民从土地上得以脱身。与此同时,城市和乡镇也需要创造出足够的就业,由于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只有寄希望于服务业。

制造业的利润微薄,原因在中国的制造业从事的多为低端的组装环节,产业附加值不高。宏基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用来描述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价值链上游是产品研发、材料采购;下游是仓储物流、品牌营销;中间则是加工组装,整条价值链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有如一张笑脸。附加值最高的是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附加值最低的则是中间的加工组装。成功的企业应该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尽量开发利润最丰富的环节,而不是在附加值最低的组装环节挣扎。香港利丰集团的主席冯国经也曾提出一个“软三元”的理论,大意是说,一个商品在市场上售价为4元,其中只有1元属制造环节,其余3元属物流、仓储等供应链环节。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利润空间在供应链上的“软三元”,而不是制造环节的“硬一元”。“软三元”的说法比较形象地描述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利润空间,而中国企业过去赚取的利润大多数属于“硬一元”,而不是“软三元”。“微笑曲线”描述的是产业升级,“软三元”描述的则是产业转型,无论升级还是转型,对于很多在低端产业链上挣扎的中国制造业而言,都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鼓励创业,对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以及失业人群,各地都出台了一些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应该说,在目前经济低迷时,各种原材料和资金成本都相对较低,加之政策扶持,对于创业者而言是不错的时机,一方面可以解决自身的工作问题,甚至还可以为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至于创业方向,在目前的市场需求下,服务业应该是比制造业更好的选择。

需要怎样的服务业?

中国和印度被世界公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也经常被拿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共同特点是都融入了全球化浪潮,并且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不同处在于,中国主要以制造业参与全球市场,主要向世界提供廉价的“中国制造”;而印度则以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使得很多国际性大公司都将后台服务和软件外包等业务转移至印度。

如果以就业能力看,印度以服务业参与国际市场,理应为印度人民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印度这些年一直在为接近10%的失业率而苦恼,而中国近年来的失业率却为4%。除了统计方法的差异,印度以服务业著称,反而创造不出就业,原因在于印度多为高端服务业,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机会分享,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人群和印度的服务业无关。最近几年,印度也开始向中国学习,加强制造业的力量,希望通过制造业来解决更多的就业,塔塔集团就是其中的代表。印度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服务业也并非天生就是就业大户,对于中国而言,也不能盲目发展,还需要精心选择。

如果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局看,生产性服务业将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在中国的低端制造业萎缩后,更多企业应该升级或者转型,也就是重点拓展微笑曲线的两端或“软三元”,最终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但是需要注意防止犯上印度服务业的弊端,过度发展无就业增长的服务业。

就业的角度,中国发展服务业不宜好高骛远,非得追求发展所谓的高级服务业,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也同样重要。无论是生产性还是消费性服务业,只要有需求,就应该尽量让其自然生产,因为这将使更多底层人群能够获得就业机会。比如在农村,大量农民返乡之后,也可以围绕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选择性服务。尤其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农业的专业化分工也将越来越细分,农村各种服务也将随之兴起。在城市,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比如餐饮娱乐、美容美发也是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培植连锁发展。至于一些高级形态的服务产业,目前大多受到严格的行政管制,需要形成多种形态的投资主体,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创造更多条件。

政府通过有意识的投资来发展服务业,如果设计得当,自然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比如投巨资修铁路等基础设施,一方面可缓解我国铁路运输的瓶颈,另一方面也能刺激增长、增加就业。最近京沪高铁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京沪高铁平均每天要消耗1万吨钢筋、3.5万吨水泥、11万立方米混凝土,完成投资额约1.9亿元,现在全线的工作人员超过11.3万人”。但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这条铁路线服务业有建设性的营造。政府主导投资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无法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很有可能形成巨大的浪费,这已经被很多事实所证明。所以,对政府而言,大手笔的投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民间资本放松管制。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方,往往就是需求最旺盛的所在。中国最需要怎样的服务业,民间资本其实对此最为敏感。

拆除樊篱

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这明显和中国经济现在的地位不相匹配,为何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反差?

在上一轮经济回落时期,1997年至2002年,我国的服务业一度加快了发展速度,服务业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34.2%上升到2002年的41.5%,可以说,当时服务业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贡献了相当的力量。不过可惜的是,在经济复苏后,最近几年的服务业产值并没有保持这样的上升势头,从2003年开始,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到2006年,服务业占GDP产值不足40%。其原因在于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从1999年到2006年,工业产值比重从40%上升到43.3%。尽管重化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弱,但之所以更受青睐,原因在于对地方政府而言,重化工业在短期内拉动GDP的能力远远强于服务业。以此看,如果想要做大做强服务业,首先有必要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和GDP直接挂钩,而是辅以其他更为科学的考核指标,比如就业人口、整体经济效率等等。

服务业的高壁垒和高管制也是其难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我国的金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这严重阻碍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入。如果这些重要领域不能对民间资本充分开放,服务业的整体水平就将很难提升。而想要打破这种局面,首先就是打破管制、破除垄断。在我国已经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实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对这些行业实施严格的管制,根结其实主要在于利益。在12月8日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果以这句话来理解中国的服务业,放松管制看不出有任何难处。

事实上,政府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服务业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至少在最近两年开始频频出台扶持政策。2007年3月,国务院曾经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除了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对于服务业的发展目标也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划,“十一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一年之后,200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提出了8大条23小条的具体措施,以落实2007年《若干意见》提出的政策。

政策固然鼓舞人心,问题的关键在,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现状,所以,有关服务业的政策和现实之间多少会有脱节。而到了2009年,当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时,这种巨大的压力可能会将政策迅速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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