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外包，哪里到岸？

客户世界 | 2015年7月12日 | 行业要闻 | 评论已关闭 | 1494

||2004-06-01

　　“总体来说，中国的IT外包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数业务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外包的劣势比较明显，一是缺乏有经验的高级项目管理人才，二是缺少有实力的大型软件公司。同样，中国的优势也很明显，大量的低成本的具备基础技术和语言的人才，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电信服务……。”这是罗兰?贝格咨询公司花了半年多时间调研完成的“大连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发展规划咨询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这份咨询报告中，对“大连要发展成为国际重要的软件及IT外包中心”以及离岸外包给大连及整个中国带来的机会和挑战进行了详细分析。

　　4月20日，大连瑞士酒店专家七层会议厅，大连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发展规划评审会正在举行，会场气氛很热烈。30多名来自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和科研院校的专家围坐在会议室，争着要话筒针对罗兰?贝格的分析报告提出问题或疑问。最后专家一致认为该报告的结论与目前大连及整个国内IT外包市场的状况相符。

　　据了解，大连市政府为此项战略咨询，花费上千万元人民币。大连政府为什么肯买单，请“洋顾问”出谋划策？

送上门的生意

　　尽管发展离岸外包业务使欧美等国家的一些IT从业者丢掉了饭碗，遭到了政府和一些组织、个人的反对，但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向生产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外包业务仍旧呈增长趋势。2002年Gartner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1％的美国企业愿意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2003年这个数字变为19％，到了2004年，愿意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的公司已经增加到50％。

　　根据罗兰贝格公司的调研报告显示，出于成本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将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外包供应商的成本优势在今后10年到20年的时间里都将存在。

　　这种产业迁移已经为大连的发展带来的“出乎预料”的机会。4月22日，在记者在大连采访期间，正赶上SAP大连公司正式成立，SAP亚太地区副总裁保罗专程到大连。据了解这家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为SAP的日本客户提供支持服务。就在此前后，惠普与东软签订了关于外包方面的合作协议，惠普将在东软软件园内建立外包中心；在经过戴尔大连公司门前，记者注意到有“欢迎戴尔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凯文?罗林斯”的英文条幅，据了解，罗林斯借参加戴尔在上海的中国设计中心、上海销售及企业支持中心和全球采购中心正式迁入新址之机，专程抵调到大连公司访问。

　　近一两年的时间内， GE、埃森哲、IBM、松下、NEC、富士通、等跨国公司纷纷在大连建立了的面向日本市场和东北亚的软件开发中心和BPO（业务流程外包）中心。他们中有的将本公司的业务放到中国来做，更有一些将自己客户项目拿到中国来做。

　　因为这些跨国企业入驻及由于他们的进入带来的聚集效应，目前大连软件园的一期园区已经供不应求。去年大连市规划大连软件园二期，把大连旅顺南路规划为软件产业带，并定位于国际重要的软件及IT外包中心。机遇当前，大连政府高度重视。

　　除了大连以外，很多城市已经看到了这种机遇。目前中国国内以北京、上海、西安、深圳等城市为中心已经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区域外包集散地。罗兰?贝格报告提到，其中北京、上海以日本业务为主，正逐步转向欧美市场，很多国内知名的大型企业都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深圳的特点是主要针对东南亚和港澳地区，以呼叫中心为主要业务，值得一提的是金蝶公司计划在深圳建立3000人的工厂，瞄准欧美市场。西安和大连两个地区则以对日业务为主，西安的外包以软件为重点，而大连则将目光放在了业务外包市场。

　　根据罗兰贝格公司的分析，中国的外包业务虽然起步于90年代中后期，晚于爱尔兰、印度等国，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当成战略重点，中国的外包业务将处于一个快速的成长期。尽管中国外包的综合实力相对逊于印度及爱尔兰。但大量低成本的具备基础技术和语言的人才，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电信服务，这些是中国明显的优势。

　　在中国的外包项目中，相对比较成熟的是对日外包，而且对日外包显然还有巨大的潜力。Gartner的分析师永纲浩二分析了中日外包项目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日本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Coding的工作外包给中方；第二个阶段，日本企业将软件知识传授给中国的供应商，中国的供应商引进日方的管理，进行软件开发；第三个阶段，日方加强方案管理，进行协调工作，中方已经了解日本用户的需求，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后的目标，日本用户完全将业务外包给中国的供应商。永纲浩二认为中国的企业大多数处于第二、三阶段。但是，日本的用户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降低成本，他们希望中国的供应商提供更多的外包服务。

　　传统的观点认为日本客户不会将高端的项目外包给中国的企业。罗兰?贝格亚洲总裁Eugen von Keller博士却不认同。他分析了日本目前很多BPO中心都集中在冲绳岛的情况，冲绳岛目前在日本基础设施建设好，人员成本低，但是随着当地的成本不断增加，“就像美国把信息服务业转到印度去一样，那么日本同样也有（转到中国）这方面的需求。”

　　美国的企业以往更多地将业务外包给印度的公司，但是近期他们开始更多关注中国。以通用电器公司为例，前通用总裁韦尔奇曾经将大量的资金投向印度，到了2003年，出于成本和安全因素的考虑，GE正在把它的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最近GE在上海全球技术中心。

　　惠普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舒奇这样解释向中国转移的原因：“首先，我们不愿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其次，印度这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印度，除了班加罗尔，其他的地区还很不稳定。”

　　显然，向中国转移的倾向已经引起了研究机会的关注。很多研究机构都把中国列为一个新兴的外包市场。

　　“鸡蛋在往中国这个篮子里放”，等于是送上门来的生意——这对中国来说是又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会。然而，我们的“篮子”是否准备好？“篮子”是否足够大？

人才瓶颈

　　“跨国公司到大连来，一开始，我可以对他们说大连有很多的人才，我打保票给他们说：‘我们可以给你招聘人才。’但近期却遇到了人才难题，我们人才培养和吸引的速度，赶不上大公司到大连投资的速度。” 大连市市长夏德仁今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建设大连国家软件出口基地”新闻发布会上感慨道。

　　记者大连采访时听到这样的说法：IBM曾考虑在大连建立一个坐席数在2500人规模的呼叫中心，问到大连市能否保证提供这么多外语人才时，夏德仁市长就没敢打保票。今年4月，IBM宣布将收购拥有9000名员工的印度本土专业从事BPO业务的呼叫中心Daksh e-Services。

　　这两件事前后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IBM在亚洲建立BPO服务中心，不会不考虑到中国。然而在中国几乎没有符合ibm收购的有规模的呼叫中心或专门从事BPO业务的企业。而且，由于人才的短缺，在中国快速建立起规模很大的呼叫中心很困难。

　　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转移不仅给到岸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因为需要将更多的工作转包给周边的合作伙伴，给所在地的IT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这一波IT迁移来得如此迅速，对人才的要求也一时激增，引发了激烈的人才争夺。

　　“没有想到这个产业发展这么快，尽管我们早两年做准备，但人才的供求矛盾还是明显暴露出来。” 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郑时雨说。

　　这些跨国公司的进入，让本来过着“平静日子”的华信这样有实力的大连本土企业感受到了危机。“跨国公司进入从整个大连老说是好事，但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大连引进虎狼，而我们是羊，”一贯低调的大连华信公司总经理刘军谈到人才短缺问题时很忧虑。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猎头公司挖他手下的担心。另一家对日出口业务的大连永佳公司董事长李世英也对记者记者抱怨道，他们“有一个日语非常好的课长被人给拉去了，他走以后，把他的部下拉走了三四个，全部拉走了。”

　　同时，人才的不足，让进驻在大连的跨国公司业务发展也遇到了难题。去年4月份成立时埃森哲大连信息中心有员工50人左右，目前已经扩展到300人。埃森哲大连信息中心总经理王启维介绍，在公司刚进驻大连的时候，管理层人员主要从本地招聘，而目前转而从外引进。目前公司管理层80％～90％的人员都要从外地引进。但这样做一方面因为本地人才由于缺乏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本地人才竞争的压力太大，从本地招聘的难度也很大。

　　实际上，从事外包业务的人才缺乏现象不仅大连存在，已经成为整个中国都面临的共同难题。针对欧美软件开发向亚洲转移的需求，惠普在2002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软件中心。这个中心成立后，就面临人才这个最棘手的问题。据中国惠普副总裁舒奇介绍，中心很难招到高级软件人才，尤其是有经验的PM（项目管理）人才。最后不得不从印度调动几十名PM来帮助这个中心发展。

　　在大连的松下通信董事总经理田中哲治告诉记者，公司刚刚进入中国时，主要招聘毕业的大学生，其中优秀的还要送到日本进修。随着业务的迅速增长，田中明显感到人才的吃紧。为此，一方面，田中开始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为大连的松下通信物色人才，另一方面，田中已经开始转头回日本寻找愿意来中国工作的高级软件管理人才。

　　靠猎头公司挖来挖去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只有加强对人才的培训才能缓解这场危机。根据大连市计委主任曲晓飞介绍，大连已经建立了以民营资本为主的三个软件学院，可以讲从建设到运营都是参照现代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的：东软信息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位于开发区的软件学区，再加上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的软件学院。关于日语人才的培训大的项目已经签约，马上就要落实。曲晓飞说，“我不怕人才缺。人才缺，我的培训产业才能够快速发展起来。”的确，很多民办培训机构也看好了IT教育这块市场。在出国考试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新东方学校从2002年开始尝试举办IT教育。

　　然而，人才的培训不是就能立竿见影解决问题的。中关村软件园高级顾问陈举认为，基础的蓝领和精通管理的白领是不同的，因此，对于这两类人才的培养也要遵循不同的方法。培养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熟悉工作，一般要经过3～6个月的过程。因为尽管初级人才的培训只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高级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就无法速成了。Gartner分析师永纲浩二认为，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培养成既懂外语又精通业务的程序员一般需要5年的时间。

　　一方面是企业需要的人找不到，一方面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这是目前我国IT人才就业市场存在的尴尬现实。刘积仁认为这种局面的存在是教育跟市场不配批造成的，他认为，人才问题再过五年可能会改变。“五年之后学校计算机专业扩招，还有软件学院各种培训机构，人才不断出来。这些人最大的不同，是英文能力会远远强过我们这些人。”刘积仁承认，这在这段时间里对我们是一个损失。

　　“他们把业务转到中国来，就是冲着人力成本低，但如果找不着合适的人，他们要会转移，这是市场法则。”有一位跨国企业负责人说。这位不想透露姓名的跨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原想把欧美的业务放到中国来，但是因为人才很难找，他们考虑继续往印度发包。

　　“送上门的生意”如果我们无力抓住，等于把机会推给了别人。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实际上，由于市场发展的预见不够，从人才等方面的准备不足，面对这波全球外包浪潮，很多地方在尝到“甜头”的同时，问题已经凸现出来。一个不可避免的“阵痛期”就要到来？

跨国博弈

　　“印度提出了新的口号，中国是制造业的工厂，印度则要成为后台办公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研究所主任王德华在5月份博鳌亚洲论坛的对话特别节目中特别强调了中印的差异性。

　　一位业界专家认为，90年代初的那波以软件外包为特征的外包浪潮中，我们曾有与印度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机会，但我们被甩在了后面。刘积仁认为原因在于，那时我们自己的软件产业才刚刚起步，而且那时中国还刚刚开始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国外企业对中国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信赖感。
　　Gartner副总裁、研究总监Dion Wiggins认为，传统的IT外包（ITO）已经不能够满足客户对成本、速度和灵活性的支持，而新兴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外包的主要内容。在这轮以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商业流程外包)为主要特征的外包浪潮中，印度不但及时提出自己的口号，而且印度的业务流程外包(BPO)正在快速发展。据印度外包业务的行业协会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最近一年印度来自业务流程外包的营业收入增长超过50%。据里昂证券统计，最少有29家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了BPO中心，合共聘用了近7万人。有印度专家预期，到了2009年，BPO会取代IT业，成为印度提供最多收入及就业机会的行业。

　　据介绍，BPO包括人力资源、采购、财会、客户关心、后勤、研发、营销和销售、工厂运作、培训，这些大类还可以进一步的细分。不仅IT行业需要BPO，而且BPO的每项业务都离不开IT业务的支持，产生IT外包机会。

　　刘积仁向记者透露，印度外包中，纯粹软件外包项目仅占20%，其他的外包是和软件没有关系的，如呼叫中心。然而，在印度开始瞄准了BPO的时候，中国企业津津乐道的是“软件出口”或“软件外包”，现在不谈“软件外包”的软件企业似乎已经落伍。然而，很少有人看到软件外包以外的机会。记者在和问一些BPO问题时，很些人显得很茫然，了解很少。

　　这种情况恰恰与我国在全球外包产业版图中分布有直接关系。据罗兰?贝格分析，目前中国的外包业务主要集在相对低端的数据处理和软件外包，而印度外包的区域特点是呼叫中心、软件开发、工程及设计以及后台运作和数据输入。和印度有同样丰富外包经验的地区是爱尔兰，目前是欧洲的外包中心。

　　罗兰贝格认为，目前中国IT外包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业务方面具有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语言要求不高、起始阶段项目小等特点。由于对中国外包缺乏足够的了解，很多跨国公司的外包都是以试验性的小项目开始，在取得成功后再扩大规模。如GE大连等都是以小项目开始。一般的软件开发项目只需3-5人，在3-6个月内完成。

　　尽管日本软件外包对中国企业青睐有加，而实际上中国企业所能获得的订单与总量难成正比。华信总经理刘军的估计则是：“2003年日本外包市场总量为60万人次，可以发到中国的包为30万人次，但实际上中国对日外包的人数总量尚不足3万人次。”相比对日软件外包这个大蛋糕，我们的消化能力太小。

　　而且，有一种苗头特别值得注意：印度正在取道中国窥视日本市场。据Infosys（上海）软件开发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成立上海中心的目的在于也为了增加公司进入日本以及韩国的机会。 “我们要通过中国分公司发展日本客户”。印度第三大软件开发商萨帝扬公司的负责人更是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意图。　

　　印度软件企业在规模、国际化和成熟度方面比中国企业有优势。2002年刚刚进驻上海浦东软件园不久的印度萨帝扬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拿下了中兴、华为两公司的大型软件外包项目。大连永佳总经理李世英承认，中兴、华为这样的专业订单还远远不是国内供应商能够承接的。一方面中国的企业谋求突破欧美市场，另一方面印度公司也在瞄准日本市场。未来中国和印度的外包企业的交锋机会会越来越多。在中国的高级人才告馨之时，印度再度发力。

　　在欧美的软件外包市场，印度软件公司一统天下。但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情况刚好相反，中国力量远胜印度。中国企业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文化的理解上，都与日本有着比较大的相似性。这导致日本企业更愿意将包发给中国。但如果印度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到中国投资，利用中国员工拓展对日业务，会不会考虑和这样印度的企业合作？田中哲治给记者的回答是：“我会考虑。”中国企业怎样保守自己的优势领地？

　　离岸外包的机会主要是全球性的，可以看到的是，越南、菲律宾、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参与这一波外包迁移的博弈，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在外包产业链中的位置和机会。

　　在全球产业地图中的地位决定了这个地区内企业的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在全球的IT产业链中，我们处于 “别人吃肉，我们喝汤”的现实处境。由于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企业手里，我们企业基本处于IT产业链的下游。而在这波以后台服务业为牵引的全球外包浪潮中，和中国较量的基本是发展中国家。竞争结果必然是各有所分工，中国在分工中将处于产怎样的位置？

如何不再“吃剩饭”？

　　“目前对日和对美外包，很多中国企业只是接到一些被转包了二手、三手，甚至更多手的包。” 中关村软件园高级顾问陈举说。他认为，这使中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软件外包，尤其是对日软件外包市场的“井喷式”发展，让我国企业欣喜若狂。然而，面对庞大的市场商机，我国企业却始终停留在软件外包这条产业链的最底层。

　　“（中国企业）高端做不了不是市场问题，是能力问题。”长期拼打在软件外包市场上的华信总经理刘军如此评价。

　　4月底，Gartner向北京的软件企业介绍BPO市场机会。会议间隙和结束的时候，演讲人被参会的厂商团团包围。“我们如何做BPO？”“怎样进入这个市场？”“需要什么条件？”人们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目光之中也充满了渴望。

　　显然，很多企业看到外包市场的机会，但不清楚拓展市场的渠道。

　　Gartner专家介绍了4种日本企业外包的方式：日本用户通过SI外包给中国企业；日本企业通过SI包给中国大型企业再转包给其他企业；日本的用户直接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将项目交给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前往日本设立分公司，接到用户的项目后回国开发。新兴的公司进入日本市场由于没有一定的信任，想介入上述四种方式的任何一种都很困难。永纲浩二提供了两个办法：一是同已经和日本客户建立了伙伴关系的中国公司合作，逐步了解日本客户的需求；还有就是同日本用户驻中国的办事处取得联系，开始合作项目。

　　实际上，在寻找拓展市场的渠道方面，一些成功企业已经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把自己的业务完全委托给其他的公司，没有信任是不可想象的。”如东软最早是靠于日本阿尔派的合作切入软件外包市场，大连华新和海辉最初切入外包业务，也是源于与日本大企业的合作，在客户中建立了信任的基础，为后期拓展业务打开了入口。

　　目前海辉、华信和神州数码已经被GE授权做为其在中国的全球开发中心（GEGDC）；金蝶国际最近也和美国的E5公司合作，成为E5在中国的软件外包商之一；据记者了解，浪潮集团正在展开同全球第三大IT服务商EDS的合作，共同开拓全球外包市场。在拓展市场的渠道方面，无论是日本市场，还是美国市场都是有共性之处的。

　　Gartner专家在提到国际合作时还强调了这样的观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不仅是看中了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还看好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在全球外包的风潮涌起之时，中国的双重身份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以国内的市场交换国际市场，中国的企业可以在合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外包水平，并且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中国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也是“吃剩饭”的原因之一，规模小的企业根本接不了大单子。据记者了解，对于希望承接欧美软件外包大单子的企业而言，500人的规模绝对是一道门槛。不满足这一点，对美国企业是没有足够吸引力的。而实际上，中国企业能超过500人规模的并不多。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数百家从事软件外包的软件企业，但规模大多在数十人至数百人之间，最多也不超过两千人，这与印度和美国软件企业动辄几万人的规模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我国企业很难能够进入系统设计等业务，更别说承接包括框架设计在内的整包业务了。 “印度万人以上软件企业可以将1/3的员工派到美国。但中国企业别说派500人去美国，就是派50人去美国也很难做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接欧美的包？” 在刘军看来，印度企业在这方面的优势相当明显。

　　欧美企业更喜欢将整个项目外包，我国小企业根本接不了手；客户经常把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呼叫中心等专业性很强的内容外包出去，很多企业缺乏自己擅长的领域。而且，中国目前缺乏有一定规模的大型IT服务企业，这也成为制约中国接受大型项目的瓶颈。

　　“从外包来看，真正制约中国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项目管理的能力。” 罗兰?贝格公司亚太区总裁 Eugen von Keller博士认为，在我们拓展市场时，语言本身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中国企业的项目管理水平差才是主要问题。很多企业开始欧美外包市场的开拓与探索，有的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通过CMM认证，还有的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海外建立分公司。但是总体上看效果并不好。在Eugen von Keller博士看来，在目前中国高级项目管理人员短缺的情况下，要提高承接项目的能力，惟一的办法就是引进国际人才。

链接：外包、离岸外包、和BPO

　　外包（Outsourcing）原来是传统制造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采用的将产品的非关键部分通过分包合同让别的公司或海外公司来做的一种经营方式。外包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国内。在21世纪初，由于大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参与以及外包的方向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外包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一种新形式。

　　业务流程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每一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都要力争减少或控制成本，以获取最大的效益。外包就具有这种功能。比如一家轴承加工厂，其核心业务是制造轴承，但这家企业并不能集中所有的力量于这项业务，它还必须处理诸如办公室文案、人事资源管理、库存管理以及财务会计等工作，这些工作花费了很多资源。如果采用外包方式，将一些非核心业务交给该项服务的提供者，就可以集中自己的资源和优势生产轴承。这就是业务流程外包。

　　离岸外包：现在的外包已经有了新的内涵：如外包已经不限于本土，开始扩展到了海外，特别是扩展到了发展中国家，其性质已成了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本土90％企业的60％的软件开发外包到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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